她（他）为什么杀人？ ——蒋爱珍与张扣扣（两案） 比较分析之“六问”

她（他）为什么杀人？
——蒋爱珍与张扣扣（两案）比较分析之“六问”

19日傍晚，萧山机场回绍兴的路上，坐车一般不打瞌睡的我猛地想起了蒋爱珍案，在脑海里与张扣扣案反复挂钩。然后不断纷乱地酝酿，包括洗澡时，直到坐下来敲键盘。比较分析缀以“六问”，主要从传媒角度考虑，这六个方面在逻辑上可能有些问题，即相互间有包容交叉关系，并非纯然的并列递进关系。且行文仓促，不作系统的文献梳理，以半论文半杂文的体裁示于人。

一问：时代之别是否影响案件处理？

蒋爱珍案发生于1978年8月29日。审判从当年持续到1985年。

案发时，中国法制蓝图几乎是空白，《刑法》、《刑事诉讼法》尚未诞生，正在孕育中，主要适用《惩治反革命条例》等单行刑法，罪名多冠以“反革命”前缀，不典型的“犯罪行为”则由法院自造罪名，如“恶毒攻击罪”、“抗拒改造罪”。蒋爱珍枪杀的3人（另1人躲过了子弹）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四四团医院的医护人员，属于革命干部，当时被评为“烈士”，蒋爱珍被一审判死刑的罪名即是“反革命杀人罪”。

当年，“左”的社会氛围和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全国各地的派性斗争仍然硝烟正浓。矛盾的另一面是，不唯广大人民，还有一大批最早觉醒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对极左进行认真反思，对民主与法制大声呼吁和积极规划。

审判之初，党委可以讨论和决定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后，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发﹝1979﹞64号文件——《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自此，形式上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蒋爱珍时代，人民群众自发关注时政和热点案件，度量的尺子是朴素的正义感，公共讨论少有精致的个人动机和复杂的利益纠葛。

张扣扣案发生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全面建成、法治建设正在路上的新时代。法律人队伍中，实践技艺高超的不乏其人，自然理性阙如的大有人在。律师的人数从1979年的212人，发展到40年后的42.3万人。人民刷屏的热情大大地高于阅读党报和其他纸质读物，自媒体的影响力已无法阻挡。公共讨论看似热烈，无心（“底线共识”）无序的弊病却如影随形，站队、撕裂、叫嚣、发泄的因子充斥于互联网。

二问：她与他谁更值得同情？

蒋爱珍大姐，1956年生，绍兴人，1972年初中毕业，跟随三哥蒋根土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石河子农四师一四四团医院护士。1976年入党，因为表现突出，很快被提拔为医院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与蒋根土是战友，受蒋根土嘱托，张国政在日常工作、生活上，对小蒋确实比较关心和帮助。

张国政有党内的“对立面”，医院粟副院长和党员谢世平、钟秋夫妻，党员李佩华、戴淑芝夫妻，一四四团团长冯俊发、副参谋长杨铭三等等，都是张国政的“反对派”。

蒋爱珍身高165厘米，长得漂亮，热情大方，什么活都能干，诸如挖塘泥、修水库、摘棉花、打猎，也不乏帮男同志缝缝补补的温柔。她曾经跟随张国政等人上山打猎，是打靶、打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射手。

蒋爱珍准备于1978年3月18日，回江南水乡探亲。17日晚，张国政等人来蒋爱珍宿舍探望。谢世平、李佩华等人预谋“抓鬼”（捉奸），谢进入蒋爱珍宿舍，未发现张国政。知道同事的意图后，蒋爱珍非常气愤，跑去找张国政汇报，张国政于是二进蒋爱珍宿舍。这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3·17事件。

在那个年代，一个未婚女青年被人泼上“乱搞男女关系”的脏水，是非常致命的。蒋爱珍曾经为此绝食3天，后来经医院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

3月30日，团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医院，调查3·17事件。组长是分管医疗卫生的团副参谋长杨铭三。4月6日，团长冯俊发到医院，掀起“揭批查张国政”的运动。医院内部，凡是为蒋爱珍鸣冤叫屈的，都被打成“保张派”，靠边站。

蒋爱珍一直“相信组织”。8月5日，工作组宣读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对3·17事件作肯定性介绍。8月6日，蒋爱珍找团长冯俊发申诉，听到的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哼哼哈哈”官话，又向石河子地区（农四师）驻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反映，对方也满不在乎。8月26日，工作组主持医院党支部的整党会，会上指责蒋爱珍“装疯卖傻”，要求医院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张国政的“反对派”对蒋爱珍极尽侮辱、嘲笑、挖苦之能事，有的用了下流的语言和手势比划。医院党支部书记等人对工作组提出异议，并提醒杨铭三“要慎重下结论，不然会出大事！”，杨组长和“反张派”不为所动。

26日到28日，蒋爱珍夜以继日地写申诉书、遗书，决定“跟他们拼了，拼一个算一个，拼两个赚一个”。29日，借当天由民兵排安排打靶发给枪支的便利，蒋爱珍装上打靶、打猎留下来的8颗子弹，枪杀了李佩华、戴淑芝夫妻和钟秋，钟秋的丈夫谢世平因儿子推说“爸爸不在家”而躲在床底下，逃过一劫。另一名参与“抓鬼”的医生跑得快，躲过了子弹。

一四四团200多人围住了蒋爱珍。在场领导曾经联系公安局，要求派神枪手来对付蒋爱珍，先击伤再制服，因故未成。张国政先是吃惊，“小蒋，你怎么会这样？”，继而劝说，“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替你父母哥嫂着想啊！”蒋爱珍退到厕所边，被一个病人抱住后，自动放下了枪支，放声大哭！

蒋爱珍是被诬陷、被迫害的“弱女子”，又是用极端方式奋起反抗的“烈女”。

张扣扣在报复杀人的22年前，系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人民法院（96）南刑初字第142号王正军故意伤害案的间接被害人。直接被害人是他的母亲汪秀萍，只不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这个传统伦理，到现在还有多少值得“有所保留”的价值？

少失怙恃（父怙母恃），毕竟也是人生至痛！张扣扣当年的“被害”，可能主要是心灵上的创伤。在他看来，王正军被判处的刑罚过轻，王正军一家又未予足够的赔偿，也未予真诚的道歉和其他精神上的抚慰，王家的杀母之仇，焉能不报？

三问：两案的被害人谁更需要谴责？

蒋爱珍案被害人的主要过错在于，犯了“诬陷”、“侵害人身权利”（当时的说法）罪！

不诬陷他人，既是道德底线，也是法定义务。诬陷他人可恨可恶，诬陷者招来杀身之祸，部分咎由自取！众所周知，一个清白的人被诬陷被批斗，有时比死还难受！极左年代一浪高过一浪的“揭批查”、“批斗”运动，让多少人“与其受辱，毋宁死！”

被蒋爱珍枪杀的李佩华、戴淑芝、钟秋3人，后来有否被取消“烈士”的称号，目前看不到史料。

杨铭三后来被追究“渎职罪”，病死于狱中。冯俊发被“监视居住”，后来被“不起诉”，亦病死！谢世平被追究“诬陷罪”，考虑到其妻钟秋已被蒋爱珍枪杀，司法机关对其“免予起诉”。

张扣扣案的被害人王正军是22年前故意伤害汪秀萍致死的加害人，一同遇难的父亲王自新照张家人的说法，是教唆儿子王正军行凶的人。王家大儿子王校军不在22年前的案发现场，其被张扣扣杀害完全是无辜的。王家人可谴责的程度，主要取决于（96）南刑初字第142号王正军故意伤害案的处理有否不公：是否遗漏了“共犯”王自新、王富军，是否量刑过轻，赔偿是否积极足额？同时也要看王家人的案后表现，是否对张家人表示过真诚的歉意，并有过善意的帮助？

范忠信教授提出，如果王家人实行“避仇移乡”，就不会有张扣扣手刃三人的惨剧发生。我以为这个要求（建议），不容易实行！但是，王家人应该有如何避仇或者化解仇恨的意识和行动！

必须指出的是，让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来自查（96）南刑初字第142号王正军故意伤害案的处理有否不公，公信力高不到哪里去！

四问：她与他谁更罪大恶极？

单纯从危害后果考量，蒋爱珍的罪行并不轻于张扣扣。

枪杀三人与手刃三人，工具有别，后果则一。蒋爱珍的报复对象是限定的，三名被害人都是诬陷她、逼疯她的人。张扣扣的报复对象也是限定的，但王校军显属无辜，“杀我一人，灭你全家”的复仇观，即使放在远古，也是不被一般人认可的。

张扣扣多了一条罪名——“故意毁坏财物罪”，这是他复仇欲无限膨胀的结果。罪后，张扣扣从未向王家人表示过一丝悔意。蒋爱珍则在狱中带信出来，表示愿意照顾被害者家中的老人，要求释放因参与诬陷她被捕入狱而身患绝症的人。蒋爱珍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对组织绝望，而应该继续向更上一级组织反映求援！

从个人品格看，蒋爱珍只有闪光点而无任何可指摘之处。不过张扣扣也无任何劣迹丑行，只是少了蒋爱珍身上的一些光环而已。公诉人高调地指责张扣扣“对自身能力认识不清，遇到挫折后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反省自身的短板和不足，没有通过改变和提高自我来适应当下的竞争环境，反而好高骛远，一蹶不振”，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如果张扣扣22年来照公诉人指引的去做了，成功了，摇身一变为巨贾，头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雇凶报复杀害王家人，这种有钱人的犯罪手法，多半会使得案件不易破获，如是，他的恶性是大了还是小了？

是故，张扣扣的主观恶性，明显大于蒋爱珍，至于是否“恶极”到了非处极刑不可的程度，在学理上仍有一定的探讨空间！

五问：传媒的力量今昔有何对比，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当如何理顺？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报道，分“缘起”、“发展”、“调查”、“绝望”、“拼命”、“余事”6部分，加了“编者按”，由是，蒋爱珍案轰动全国。

实际上，此前的8月18日，在《宣传动态》第28期，已经刊登了《一个女青年为什么开枪杀人》的材料。时任中宣部长的就是敬爱的胡耀邦同志。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看到这个材料后，指示在9月4日的《公安工作简报》转发这篇文章，而且也加了一个编者按。而《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形式上是对石河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王心如院长来信的答复。“王青天”在来信中表达了对蒋爱珍案的认真思考和处理意见。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编者按中说到：

蒋爱珍采取杀人手段，应受法律制裁。但仅制裁蒋爱珍够吗？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我们从这件事汲取什么教训？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日报》和蒋爱珍本人收到了社会各界的海量来信和讨论稿。有把蒋爱珍视为张志新的，有向蒋爱珍求婚的，有主动要求参加辩护的，还有女老红军带着党证和离休证亲临石河子监狱探望的。同情、声援蒋爱珍的占绝大多数，也有展开十分可贵的理性思考的，主要有最早复校的西南政法学院师生，他们认为蒋爱珍杀人必须受到制裁，但应该区别对待。

中共中央党报的“威力”自不可小觑！蒋爱珍案之后，还有什么案件刊登在《人民日报》提交公众讨论的？

张扣扣案的报道当然不会从被告人的角度，出现在党报上。然而新时代有新媒体，张扣扣的辩护人也善于利用新媒体！法学功底可以、文学笔法擅长的邓学平律师，在自媒体上相继发表《一叶一沙一世界——张扣扣案一审辩护词》、《判张扣扣死刑可以，但请不要对他污名化》、《法治是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等文章，澎湃新闻等知名媒体紧紧跟踪张扣扣案的审理，刊发了一系列评论文章。

大要案、名案的报道，向来是媒体所爱。从晚清《申报》等跟踪报道“葛毕氏毒毙亲夫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掀起了舆论监督热点案件的第一波后，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亟需理顺的问题。事情其实没那么难办！舆论监督断不可缺，要在设置几条“禁令”：什么是媒体不能越过的“雷池”？泄露尚未公开的证据，编造、夸大某方面事实，预设立场试图影响案件走向，如此等等，属之。

正如《蒋爱珍为什么杀人》文中写到的，“（案件）可以交群众公议，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对热点案件的公共讨论，可以培育全社会的公民精神和法治思维，何乐而不为呢？

六问：公正审判何处寻？兼听则明防片面！

蒋爱珍案，从一审（本文仅指第一次审判，下同）判“反革命杀人罪”，到二审改判死缓，到三审判无期徒刑，1985年才迎来了四审“定谳”—— 改为“报复杀人罪”，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几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认可，其公正性体现在“全面考虑两种观点的合理成分，纠正两种观点的片面性。”既不能对蒋爱珍故意杀害人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也不能只看到她杀人的一面，而没有充分考虑她为什么杀人的另一面。

司法工作必须兼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既要为被害人考虑，也要替加害人（被告人）设身处地着想。现实生活中，加害、被害以双方的“互动”居多，纯然“被害”的占少数。考虑到案件双方的“互动”关系，就应当全面权衡正反两种观点（立场），真正居中裁判。

兼听需要信息的透明，有意遮蔽某方面的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案件的处理就难以服人！黄埔军校的筹建人之一，日后成为开国党外领导人的L某某，他儿子的被害案，至今未能平息公议，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足够的信息。坊间纷纷传言，L公子被入室盗窃的驻守武警杀害，其实事出有因！——武警非为谋财害命，而是为了替可能遭受L公子侵害的保姆妹妹讨得公道！这个案件，因为L公子同他老爸一样级别的身份，疑似遮掩了真相！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刻意传谣，有关部门早就应该行动起来，严肃处理造谣者，或者及时澄清，还L公子的身后清白！

余事：蒋爱珍的狱后幸福生活

1990年7月，蒋爱珍回到了江南水乡。时任绍兴市市长王贤芳，根据蒋爱珍的专长，为这个“显可悯恕”的杀人犯安排了卫生系统的工作，蒋爱珍大姐在街道卫生院工作到退休。

1992年国庆期间，蒋爱珍与姓高的忠厚汉子结婚，育有一子，百姓生活普通而温馨。

以我的渠道，可以见到蒋爱珍大姐本人，我也很想了解她的兵团生活和案件方方面面的更多细节问题，以及她对祖国法治建设的一些独到认识。设身处地为她考虑，她很有可能不愿意回忆往事、触及痛处。毕竟，普通人的生活需要安静，她没必要再次成为“公众人物”，还是不打扰她为好！

祝愿蒋爱珍大姐继续幸福的退休生活，享受尽可能长的晚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