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案的几点疑问

劳荣枝案的几点疑问

章雨润

劳荣枝案一审宣判后，“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之外，围绕程序问题的争议不断。

委托律师与援助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委托的辩护律师，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辩护律师之间，究竟选择谁？首先明确，这个选择权由当事人行使。劳荣枝确实可以拒绝亲属委托的律师辩护，但劳荣枝的真实意思表示，需要有一个程序确认。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建议由驻所检察官提讯当事人，制作笔录并同步录音录像确认当事人选择委托律师或者援助律师。当事人接受亲友委托的律师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得指定两名援助律师“占坑”辩护。

（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原监所检察科检察官张飚，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杀人冤案平反的“功臣”之一）

依申请的援助律师与被指定的援助律师。有同行认为，前者有义务向当事人亲属通报辩护工作情况，后者无此义务。此说的依据何在？劳荣枝的指定援助律师几乎从未与亲属交流，是否因为其只对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不用对亲属负责？个人认为必要的通报还是不能省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除外。劳荣枝的援助律师被亲属“围攻”，问题不出在援助律师敷衍塞责，而是其立场被亲属怀疑。我们相信劳荣枝的援助律师是用心辩护的，至少是肯花时间的，但立场上是否受制于“官方”意图，援助律师恐怕有必要释疑。实践中，法律援助律师“较真”辩护的多着呢，不过也有极个别的既不辩也不护，听上去像是第二公诉人。记得两年前的一个扫黑除恶案件，一个援助律师对《起诉书》照单全收，肯定三名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此人对这个明显拔高的定性居然不反对，令人吃惊，最后被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打了脸。

男女平等与倾斜保护。强调男女平等的另一面就是对女性倾斜保护，否则女人仍然是弱者。劳荣枝是否因为“全家遭受法子英的死亡威胁”而被胁从，希望二审对此能够予以回应。“无从查起”、“查无实据”也是一种说法。劳荣枝“卿本佳人”还是本来就“坏”，遇人不淑更“坏”、“坏”到了极点，与其让吃瓜群众瞎猜谜，毋宁有司在可能的范围内揭开这一谜底。劳荣枝如何走上这条不归路，其中有哪些惨痛的教训，总结出来告诉世人尤其是为人父母者，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审判公开与提供资料的界限。大部分案件的审理与宣判都对外公开，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的宣判也是公开的。亲属要求援助律师提供判决书的复印件，给还是不给？照理是可以给的。受亲属委托的二审辩护律师凭有效的委托文书，请求一审援助律师提供案卷材料，以便更高质量地起草刑事上诉状，被请求者可以“与人方便”吗？许多同行担心此举的风险而不敢“与人方便”，可以理解，具体是否可以操作、如何操作，亟需法规、规章予以明确。

官方报道与辩护人发声。在大要案的刑事诉讼中，除了官方声音，最好还能听到被追诉一方的声音。张思之与已故的苏惠渔、马克昌等人为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辩护，他们都是经过反复遴选、被“组织”指定的辩护人，参与特别审判中的特别辩护，不怯于发声，该辩该护的照辩照护，“大胆”否认一些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最终被特别法庭采纳。在那个刑事法制初创、律师制度恢复不久的年代，指定辩护没有被人怀疑“走过场”，难道不是一个应当垂范于当下的“里程碑”案件？至于辩护律师如何发声，兹事体大，不能不慎之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