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如果说公司是以公司章程为成立基础，那么合伙就是以合伙协议为成立基础。但公司章程与合伙协议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公司章程是公司组织和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公司的“宪法”，具有公开的对外效力，其功能主要是约束作为法人组织的公司本身，而合伙协议是处理合伙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内部文件，仅具有对内的效力，即只约束合伙人。
合伙协议是调整合伙关系、规范合伙人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处理合伙纠纷的基本法律依据，也是合伙得以成立的法律基础，此即合伙的契约性。那么合伙人基于其之间的桥梁——合伙协议成为一个组织，但也可能会因经营等问题出现纠纷，而解决纠纷的核心内容即为合伙协议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
截至2019年8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键入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民事案件）”共检索出149235篇裁判文书，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有209篇，由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有3854篇。本文旨在对“合伙协议”进行理论探讨并选取部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梳理关于合伙协议纠纷的裁判规则。
基础理论
合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法人，根据合伙协议而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人对外一般承担连带无限责任，或者依法承担有限责任。
1.合伙协议的属性
合伙协议是确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调整合伙内部关系的依据。合伙协议，也称为合伙合同，是指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依法达成的有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协。《合伙企业法》采用了合伙协议的概念。合伙协议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共同行为。这就是说，合伙协议是全体合伙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它与一般的合同属于双边行为是不同的。要成为合伙人，必须毫不保留地接受合伙协议的全部条款。另一方面，它具有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内容。合伙是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所以，合伙协议必须包含该内容。各个合伙人都应当按照合伙协议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任何一个合伙人违反协议对其他合伙人都构成违约。尽管合伙协议的内容不能排除法律关于合伙人对外责任的规定，也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但对合伙人具有严格的拘束力。
2.合伙协议是合伙组织体的法律基础
（1）合伙协议规定了合伙组织体的经营目的。合伙人成立合伙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共同经营合伙事业。合伙事业是各合伙人利益的共同指向，是其追求的目标。正是因为其经营共同的事业，所以他们才需要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2）合伙协议确立了合伙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合伙人在目的事业上具有共同性。在追求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各合伙人要相互合作，共同地实现他们经营共同事业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通过合伙协议规定诸如出资、合伙事务管理、盈利与亏损分配及入伙、退伙等事项。合伙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基本依据就在于合伙协议的约定。
（3）合伙协议是合伙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合伙人在违反法律和合伙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的情形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的责任作出了规定，但有关合伙人的义务与责任更多的来自于合伙协议的约定。
（4）合伙可以不成立企业，但必须订立合伙协议。合伙可分为持续合伙和偶然合伙。持续合伙，是指合伙人之间订立的在较长期限内持续存在的合伙。偶然合伙，是指合伙人之间为了特定事项而临时组成的持续时间较短的合伙。无论是持续合伙，还是偶然合伙，其都具有特定的合伙目的。依据《合伙企业法》第18条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合伙目的。
（王利明：《论合伙协议与合伙组织体的相互关系》，载《当代法学》2013第4期第27卷，第59-68页。）
最高院裁判规则
（一）实务要点：因合伙协议解除，资金占用方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出资人支付法定孳息。
案件：陕西、冯增强合伙协议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41号
最高院认为：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女皇公司应向王发琪、王建奇返还的4450万元的资金占用费是否正确。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2009年1月14日，王发琪、王建奇分别出资1150万元，同年6月25日王发琪出资1100万元、王建奇出资1050万元。上述出资共计4450万元，均打入了女皇公司账户，女皇公司向王发琪、王建奇出具了收据，该4450万元一直由女皇公司占有使用。女皇公司在一审时撤回了要求解除其与冯增强、李春辉、王发琪、王建奇四人签订的《合同书》及要求四人赔偿损失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非只有在借贷合同关系中才存在资金占用问题，故女皇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因不属于借贷合同关系即无需支付资金占用费，其在合同解除前应无偿占有和使用王发琪、王建奇交付的4450万元资金，若判令承担资金占用费实际上剥夺了其因解除合同而要求赔偿损失的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并基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在判令女皇公司返还王发琪、王建奇4450万元的同时，以女皇公司实际占有使用该4450万元资金的时间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本案金钱债权的法定孳息，判令女皇公司一并返还给王发琪、王建奇，并无不当。
（二）实务要点：合伙人未实际参与合伙事务管理并非合伙关系解除的法定条件，当事人主张合伙人未实际参与合伙事务的时间为清算时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件：蒲志友、杨贤祥合伙协议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843号
最高院认为：
关于本案合伙关系解除的时间认定。合伙人未实际参与合伙事务管理并非合伙关系解除的法定条件。从合同约定看，2010年8月1日的《蒲志友、田应碧、张英文三人合资修建酉阳板楠公路路面工程协议书》和2010年8月4日的《蒲志友、杨贤祥、张英文三人合资修建酉阳板楠公路路面工程协议书》均未将是否实际参与合伙事务作为清算合伙盈余的时间节点。蒲志友以田应碧、杨贤祥于2011年3月起已未实际参与合伙事务为由主张双方清算时间应截止到该时间，依据不足。
（三）实务要点：合伙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的合伙关系并不必然终止。合伙人仍从事合伙经营事务，并分配合伙盈余，应视为合伙关系继续存在，仅是合伙的期限为不固定期限。
案件：曹保俭、曹保民合伙协议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38号
最高院认为：
首先，合伙可因法定原因或当事人约定的原因而终止。合伙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的合伙关系并不必然终止。合伙人仍从事合伙经营事务，并分配合伙盈余，体现了个人合伙的实质内涵，应视为合伙关系继续存在，仅是合伙的期限为不固定期限。本案中，针对合伙经营期限，曹保俭与卢正文虽对此并未予以明确约定，但基于双方合伙经营的前提为曹保俭所取得的案涉线路的经营权，故应以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期限为依据加以认定。案涉长株客运专线的合伙经营期限为5年，案涉株长客运专线的合伙经营期限为8年。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合伙期限届满后，曹保俭仍在实际经营，双方也在一直分配合伙利润。由此，曹保俭与卢正文的合伙法律关系在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仍继续存在。
其次，曹保俭于2009年8月27日向卢正文发出的《关于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记载，案涉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曹保俭与卢正文的经营合作关系依法属于不定期合作关系。该事实表明，作为合伙人的曹保俭已认可案涉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其与卢正文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并未终止，而是属于合作期限不固定的合伙法律关系。
（四）实务要点：“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不是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条件。
案件：郭卫红与王备华、李新良合伙协议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79号
最高院认为：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该条并非将“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作为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条件，没有排除在既无书面合伙协议，又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情形下，根据其他证据并结合有关事实，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的可能。因此，二审法院以《自行和解协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五）实务要点：合伙财产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灭失，合伙人未请求解除合伙关系、未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的情况下要求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件：钟镜波与钟伟波合伙协议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58号
最高院认为：
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钟镜波负责投资、钟伟波负责经营管理。对此，钟镜波和钟伟波均无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合伙的相关规定，钟镜波与钟伟波之间已经构成合伙关系。案涉船舶虽为钟镜波以其个人名义出资购买，但投入合伙经营后，应为合伙人共同所有。合伙财产的显著特点就是相对独立和完整性。合伙财产由于合伙经营过程中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灭失，应当由合伙人承担责任。
鉴于合伙财产的相对独立性特点，在未查清合伙财务账目、盈亏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合伙财产不宜做分割。本案中用于合伙经营的船舶已经灭失，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没有书面协议，权益分配比例无法确定，钟镜波在没有请求解除合伙关系、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的情况下要求其合伙人钟伟波对此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二审法院对此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但钟镜波并没有丧失诉权，其可提起新的诉讼寻求救济，请求解除合伙关系并分配合伙财产。
（六）实务要点：合伙各方是否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是认定合伙关系是否形成的重要考量因素，在不能排除当事人的出资行为属于垫资时，人民法院不宜认定当事人之间构成合伙关系。
案件：庄志坤、韩超合伙协议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6号
最高院认为：
首先，虽然韩超一直主张其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并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伙协议，韩超所主张的合伙关系亦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其次，根据韩超的陈述，兴华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包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得益于其在该工程招投标期间的运作。而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在兴华公司从新天房公司处承包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后，兴华海南分公司已分别与庄志坤、韩超于2013年5月27日和2013年6月1日签订了《承包协议书》，约定将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第二标段宴会厅、餐厅、地下一层会议室工程发包给庄志坤施工，将海洋餐厅、健身房、儿童活动中心和SPA水疗中心工程发包给韩超施工。从合伙关系的构成要件上看，合伙各方是否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是认定合伙关系是否形成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即便如韩超所言，其为案涉工程支付了招投标费用、后期维修费用等款项，但在庄志坤否认其与韩超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承包人为兴华公司，韩超仅为该工程部分工程实际施工人，不能排除韩超支付上述款项的行为系基于为兴华公司或庄志坤垫付而产生。换言之，在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佐证的情形下，本案不能简单因韩超主张有上述款项支付行为即当然认定其与庄志坤之间对案涉工程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
再次，案涉630万元款项系兴华海南分公司于2013年8月至2013年11月期间支付给韩超的，韩超主张该笔款项是其按照案涉工程总造价30%的比例抽取形成。尽管庄志坤在上述付款单据上签字确认，但因韩超提取上述款项时案涉工程尚在施工期间，此时韩超即按工程总造价一定比例收取款项，显然有违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这一合伙关系的必要构成要件。
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原判决认定庄志坤与兴华海南分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系韩超与庄志坤合伙承包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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