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没结婚的单身汉，却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于是，便想到海外找人代孕，这种方式能不能行得通呢？
单身的阿刚想要个孩子，他决定通过代孕延续家族血脉，于是寻找中介机构，远赴海外实施手术。没想到，耗费了时间、精力和金钱，结果却令他失望。当中介机构表示要终止合同时，阿刚起诉要求退款。
近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作出一审判决，让我们一来看看这个案件。
2019年2月，阿刚找了代孕中介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双方签了协议，由公司负责提供咨询服务，并协助前往海外接受辅助生殖医疗服务。若婴儿顺利出生，阿刚需支付服务费11.3万元。签协议后，阿刚先行支付了7万元。
阿刚说，当时公司工作人员宣称捐卵代孕在海外是合法的，并已有成功案例。于是，他同意该方案，向海外的代孕机构支付了42360美元（注：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287955.79元）。
协议签订后，公司通过微信、邮件等方式与海外代孕机构对接，并负责翻译阿刚与代孕机构的《代孕合同》《捐卵合同》等文件、传递阿刚的代孕需求、代孕进展等事宜。
2019年5月，阿刚和母亲一起出国进行取精等代孕相关活动，由于孕母首次受孕未成功，阿刚再次与海外代孕机构签订《代孕合同》等文件，但二次受孕仍未成功。至此，阿刚一共花费约37.6万元。
后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代孕一事中断。2020年3月，公司发函表示不再履行合同。阿刚无法接受，向法院起诉公司及其股东，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
在法庭上，这家公司及其股东的代理律师表示不同意退款。理由有三：一是公司已经为阿刚提供了翻译、居间、协调服务，阿刚支付的7万元服务费不应返还；二是阿刚直接向海外代孕机构支付的款项，公司没有介入，不应该赔偿；三是前往当地的交通费、保险费等是阿刚为履行合同产生的支出，不由公司承担。该公司说，从2017年开始从事代孕居间服务，已经介绍服务成功几十个案例。
▌法院判决：
代孕违背我国公序良俗 中介服务属超范围经营
思明法院一审认为，某健康管理公司是以产业化操作为特征的商业型代孕中介机构。依据原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是不合法的，普通的商事主体更不得从事代孕居间服务，这违背了我国的公序良俗及社会伦理，因此阿刚与该公司的协议属于无效合同。
法官解释，健康管理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违法提供代孕居间服务，存在重大过错；阿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签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酌定双方的过错比例为70%和30%。在阿刚主张的退款中，其母亲陪同前往格鲁吉亚的交通费不属于必要支出，应予以扣除，阿刚因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为366988.97元，双方按比例承担。
因此，思明法院一审判决由某健康管理公司赔偿256892.28元。
▌延伸阅读
代孕存在极大法律和道德隐患
代孕在为诸多不孕不育家庭圆梦的同时,实际上存在极大的法律和道德隐患。首先代孕是将代孕母的子宫出租，为他人孕育孩子，会导致“子宫工具化”，有损代孕母的人格尊严，不利于保护妇女生育自由和人身自由权。其次，代孕会破坏现有家庭模式，导致家庭伦理关系混乱。代孕在很多情形下会出现求孕方、代孕母、代孕子女分离的现象，使得亲子关系难以认定，最终导致家庭伦理关系的混乱。再次,代孕可能会导致出现不同角色的父母之间争执与推诿的现象，对亲子关系认定带来冲击，也会给代孕子女带来心理上的伤害，使得未成年代孕子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而地下商业代孕行为更是挑战着传统生育秩序和世俗伦理。中介机构“包成功”的承诺背后，则存在“换卵”、非亲生、隐瞒胎儿疾病、出生存缺陷等乱象，值得注意。
最后，小编想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相信代孕成功广告，要选择正规渠道解决生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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